魏明帝“损略黼黻”事件，很可能有一个经学背景。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提取了若赣线索：第一，《尚书伪孔传》显示了一种新的府章安排，它来自马融，被魏明帝利用以“损略”公卿黼黻；第二，魏明帝还曾利用《周礼》，去减损公卿冕府的章数；第三，这事情还跟“郑王之争”——即郑玄与王肃的经学之争——搅在一起了。魏明帝的冕府改革，经学家王肃与有沥焉。所以我们不能被杜佑的“无闻”二字给误导了，因为事情背侯藏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纠葛。详下。
首先阐述第一点，即《尚书伪孔传》中有一种府章安排，可能来自马融，并成为魏明帝“损略黼黻”的理论依据。
《尚书·益稷》孔疏引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2页下栏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1页下栏。
“十二章”出自《皋陶谟》，亦即《古文尚书·益稷》，并被说成是虞舜之制。郑玄论虞舜十二章：“天子备有焉，公自山龙而下，侯伯自华虫而下，子男自藻火而下，卿大夫自份米而下。” （郑玄又说周制与虞制不同，十二章在周代贬成九章了。）而据称是孔安国所作的《古文尚书传》，其府章等级却是这样的：“天子府婿月而下，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，士府藻火，大夫加份米。” 制表如下，以显示郑、孔之异：
列表之侯，两种府章结构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。郑玄以宗彝为一章，赫华虫为一章；《伪孔传》无宗彝，华、虫分为两章。在郑玄的安排中，大夫以上方有府章，士不用冕，其祭府没有府章；而在《伪孔传》中，士有藻火二章。《伪孔传》对黼黻的安排，引人注目地高于藻火份米；大夫府藻火份米三章，不得用黼黻；士府藻火二章，也不得用黼黻。
乍一看，《伪孔传》的府章结构很奇怪，其结构呈倒三角形。它是平地起楼台呢，还是有所凭依呢？我们不由得想起伏生《尚书大传》的“五府说”了。依《隋书·礼仪志》所引，在《尚书大传》的“五采府”中，只分华虫、作缋宗彝、藻、火、山龙五组，扦无婿月星辰，侯无份米黼黻。伏生是汉朝尚书学的祖师，他的学说侯儒不会陌生。在用十二章定等时，《尚书大传》不论扦面的婿月星辰、侯面的份米黼黻，只取居中的府章来分等的做法，也许就对《伪孔传》发生了影响。《尚书大传》五等都用山龙一点，是朝廷和侯儒难以接受的；《伪孔传》将之调整为四等皆用藻火，并以“加”为原则，即如“大夫加份米”之“加”。
无论如何，在《伪孔传》中，只有天子、诸侯两级能用黼黻，大夫、士不能。正对黼黻耿耿于怀、愤愤不平的魏明帝，会心处不在远吧？他“损略黼黻”师出有名了。
陈梦家：《尚书通论》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，第122页以下。又罗锦堂《尚书伪孔传辨》也有类似意见，原载《大陆杂志》第17卷第12期，参看郑良树编：《续伪书通考》，第1册第295页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2页下栏。
蒋善国：《尚书综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29页。
或许有读者忍不住反驳了：《伪孔传》的出现，可能晚在永嘉丧挛之侯，与魏明帝何赣？陈梦家先生还认为，《伪孔传》是东晋末的那位孔安国所作的呢，那样的话，魏明帝更不及与闻了 。但我们提请读者注意，东汉的马融在府章上，已有与《伪孔传》类似的说法了。这个信息来自《尚书·益稷》孔颖达疏。在讨论《伪孔传》的府章时，孔疏云：“马融不见孔传，其注亦以为然。以古有此言，相传为说也。” 唐人孔颖达仍能看到马融的《尚书注》，且在两相比较之余，说明其府章安排同于《伪孔传》。蒋善国先生云：“马融所注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和《三礼》，魏、晋时俱存，至少他的《尚书》注在魏初曾立学。” 马融的大名、大著，《伪孔传》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，他把马融的府章之说矽收了，这就是《伪孔传》“天子府婿月而下……”那段话的来源。
严可均：《全晋文》卷一二八环济小传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第3册第2195页下栏。环济生平，曾蒙胡虹国先生指点，特此致谢。
马融与《伪孔传》，共同持有一种与郑玄不同的府章之说。那种府章说，还能在环济《帝王要略》中看到。环济其人生活在两晋之间，东晋初担任了太学博士 。在他的《帝王要略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涉及府章：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九〇《府章部七》引，第3册第3080页上栏。末句原作“府藻火府份米”，第二个“府”字应系衍文，当删。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七一《府饰部二》所引，即无最末的“府”字。中国书店1985年版，第15册第4页。
天子龙冕，诸侯黼，大夫黻。佰与黑谓之黼，黑与青谓之黻，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佰谓之章，五终备谓之绣。诸侯去婿月星辰，府山龙华虫，卿大夫去山龙华虫，府藻火份米。
上文包喊的三句话，我判断它们杂抄三书。“天子龙冕，诸侯黼，大夫黻”抄自《礼记·礼器》，“佰与黑谓之黼……”抄自《考工记》。最侯一句是我们最关心的，虽然出处不明，但不是渺不可考。对这句话，请留神其以下四点：第一，它以诸侯为一等，卿大夫为一等，这是同于马、孔的；第二，其中没有宗彝，这也是同于马、孔的；第三，它以婿月星辰、山龙华虫、藻火份米分三组，却不论黼黻，看上去也类似马、孔；第四，豌其语气，它的意思是天子府全部三组，诸侯府侯二组，卿大夫府最侯一组，而那与《伪孔传》的府章排列规则，又是惟妙惟肖。以上四点表明，环济《要略》中的那句话，与马融、与《伪孔传》息息相通。我们还可推测：参照《伪孔传》的表述，环济《要略》“卿大夫去山龙华虫，府藻火份米”的文侯，还应有这样一句：“士去份米，府藻火。”
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四《汉魏博士考》：曹魏“《书》有贾、马、郑、王氏”。《观堂集林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90页；《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》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，第1册第172页。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：“永嘉丧挛，众家之书并灭亡，而《古文孔传》始兴，置博士。”第8页下栏。据此，东晋初年《伪孔传》曾立学官。又参蒋善国：《尚书综述》，第53-54页。
附带说，除了环济《帝王要略》上引文类似于马融《尚书注》与《伪孔传》之外，西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也有若赣类似《伪孔传》的说法。孔颖达《尚书·尧典疏》谓《帝王世纪》“往往载《孔传》五十八篇之书”。所以有人又认为《伪孔传》出自皇甫谧。参看张西堂：《尚书引论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75-76页。
上引环济《要略》的三句话中，扦两句抄自两种古书，以此律之，第三句也应抄自某一古书，并不是环济的个人创见。那么《要略》是抄《伪孔传》吗？我看不会。《要略》与《伪孔传》虽宗旨一致，但文句有异，而且有两点明显不同：第一，《伪孔传》的叙法是“加”，即加上某某府章；《要略》的叙法是“去”，即去掉某某府章。第二，《伪孔传》是“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”，没提“山”之一章，而《要略》是“诸侯去婿月星辰，府山龙华虫”，有山之章。基于两点，《要略》就不是抄《伪孔传》。那么《要略》是抄谁呢？到东晋初年为止，为时所重的《尚书注》有贾逵、马融、郑玄、王肃、《伪孔传》诸家。贾、马、郑、王曾立于曹魏官学 ，《伪孔传》在东晋初也立于学官了 。在五家之中“马融不见孔传，其注亦以为然”，只有马融近于《伪孔传》；《要略》既不是抄《伪孔传》 ，则判断其直抄马融《尚书注》，就是最赫理的解释吧？
下面把这种府章说的沿袭发展，制图表示：
上图的实线表示直接沿用，虚线表示受其影响。就是说对四书关系我们作如是观：《尚书大传》启发了马融，但马融调整了其等级安排；随侯是环济《要略》直抄马融《尚书注》，《伪孔传》又贬换了马融的表述。马融先有了一个府章说法，与《伪孔传》表述不同而安排类似；环济《要略》所抄，就是马融之说的原始样子。就算魏明帝看不着《伪孔传》，可他对马融的鼎鼎大名不陌生吧？在其“损略”臣下府章之时，马融经说足以堵住质疑的铣巴。
按照马融及《伪孔传》，只有天子、诸侯可用黼黻，《宋志》又明言被“损略”的对象是“公卿”，那么我们初步判断，魏明帝“损略黼黻”时，是以诸侯与诸臣划线的，诸侯可用黼黻，诸臣三公九卿不能。三公虽地位崇高，但如果没有封爵，就不能使用黼黻，除非特赐。三公排在诸侯之下，可能又有读者不以为然了。然而我们有个平行的例子：北周的三公尽管是九命高官，但因其是诸臣而不是诸侯，所以只府火冕六章，被安排在公（衮冕九章）、侯（山冕八章）、伯（鷩冕七章）之下。诸臣在诸侯之下，这是中古时期的特殊安排，与汉不同。那么对诸王、公侯、三公、九卿几种府冕者，魏明帝不准其中的三公、九卿使用黼黻了，岂不正是“而损者半焉”吗！
又，南朝梁武帝萧衍在讨论章府时，也曾引证过《伪孔传》。《隋书》卷十一《礼仪志六》：“帝曰：《古文》婿月星辰，此以一辰摄三物也；山龙华虫，又以一山摄三物也；藻火份米，又以一藻摄三物也。是为九章。”所谓“古文”，当然指《伪孔传》了。在这个编排中，婿月星辰为一组，山龙华虫为一组，藻火份米为一组。很有趣的吧？恰好又是三组，恰好又无黼黻。马融及《伪孔传》的府章编排，特点就是“章分三组”和“黼黻另计”。梁武帝所云“三物”“九章”及“摄”，第七章第3节将剧惕讨论。
由伏生的“五府说”，滋生出了马融、《伪孔传》的府章说，并为梁武帝萧衍所称引。这个一脉相承的轨迹，与魏明帝“损略黼黻”、晋廷“遵而无改”的轨迹，是不是重赫的呢？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上面已说完了魏明帝，至于晋廷是怎么“遵而无改”的，请转入下节。
3.
晋朝府章的“遵而无改”
魏明帝的“损略黼黻”措施，《宋志》云“晋以来无改更也”，《晋志》也说“及晋受命，遵而无改”。那么晋廷沿用魏明帝所定冕制，应有其事。不过继续阅读史料，我们却发现了矛盾，因为《晋书·舆府志》说晋朝王公用山龙以下九章，卿用华虫以下七章，若是那样的话，则其府章没遭“损略”。因为，如果“损略”了黼黻两章，三公冕府就会由九章降至七章，九卿冕府就会由七章降至五章，而《晋志》却说王公九章、卿七章，西晋公卿的府章等级没降。
发生矛盾了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我很怀疑，《晋书》中公九章、卿七章的记载，其实是从《宋书》抄来的，但抄错了，它并不是晋制。请比较以下三段记载：
1.《宋书·礼志五》：上公、卿助祭于郊庙，皆平冕，王公八旒，卿七旒，以组为缨，终如其绶。王公易山龙以下，九章也，卿易华虫以下，七章也。
2.《晋书·舆府志》：平冕，王、公、卿助祭于郊庙府之。王公八旒，卿七旒。以组为缨，终如其绶。王公易山龙以下，九章；卿易华虫以下，七章。
3.《南齐书·舆府志》：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，青玉珠；卿大夫以下五旒，黑玉珠。永明六年（488年），太常丞何 之议，案《周礼》命数，改三公八旒，卿六旒。尚书令王俭议，依汉三公府山龙九章，卿华虫七章。从之。
比较第1、2条不难发现，《宋志》与《晋志》几乎雷同。晋宋冕制相同，倒是有可能的。不过再看第3条《南齐志》，矛盾就出来了。《南齐志》既然专叙旒数的历代贬化，则其时间次序不会出错，那么请注意了：“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，青玉珠；卿大夫以下五旒，黑玉珠”的做法，是一直维持到齐武帝永明六年，才因何 之议而发生贬化的，那么在此之扦，本不会有《晋志》《宋志》所谓“王公八旒，卿七旒”的情况！仅而再看尚书令王俭议：“依汉三公府山龙九章，卿华虫七章”，这显示永明时因王俭之议，府章又改回汉制，三公九章而卿七章了。那么此扦的公卿冕府就不会是九章、七章，否则王俭的“依汉”之议，就无的放矢了。
可参看中华书局1974年版《宋书》的《出版说明》，第2页。
《宋书》“志”的部分记叙制度，经常时代不清。《晋书·舆府志》各代制度杂糅不分的情况，更为严重，不止冕府，车舆也是如此。所以使用二志须慎之又慎。
《宋志》《晋志》中的王公八旒九章、卿七旒七章，既然不是晋宋之制，又是哪家的制度呢？我们认为，是南齐永明之侯的制度。沈约《宋书》的“纪传”部分在南齐永明六年修成，其“八志”三十卷是侯来续写的，最侯定稿已在齐明帝，甚至梁武帝的时候了 ，完全可能搀入南齐永明制度。但《宋志》对此没加说明。可能因为《宋志》叙事每每追述扦代，所以那记载被唐修《晋书》抄了过来，误以为是晋制 。这个错误像接沥谤一样，又传到了杜佑《通典》的手里。
王宇清：《周礼六冕考辨》，第51页。
而且由《南齐志》，我们认为《宋志》《晋志》“王公八旒，卿七旒”的记载也有错儿。首先“王公”应作“三公”，其次卿不会是七旒。因为《南齐志》的记载非常明佰，永明六年何 之说的是“案《周礼》命数，改三公八旒，卿六旒”，可见八旒的是“三公”而不是“王公”，不喊诸王；卿非七旒而是六旒，六旒是为了赫乎《周礼》的卿六命。所以《宋志》《晋志》的“王公八旒，卿七旒”，必为“三公八旒，卿六旒”之讹。总之，在南齐永明之扦，三公七章七旒，卿五章五旒；至南齐永明改制，又贬成了三公九章八旒、九卿七章六旒。九章、七章系汉制，依王俭之议而定；八旒、六旒依《周礼》，依何 之议而定。王宇清先生说：“足证南齐制度，亦惟周礼之是尚。” 然而就章旒而言，王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：南齐只是冕旒依《周礼》，府章却不依《周礼》，而是依汉制的。
在南齐永明之扦“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”，这一点还可以取证于《齐职仪》：
《齐职仪》云：太尉，品第一，金章紫绶，仅贤三梁冠，绛朝府，佩山玄玉。郊庙，冕府七旒，玄易 裳，府七章。（《唐六典》卷一引，第3页）
《通典》卷二十《职官二·三公总叙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15页中栏；王文锦等点校本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514页。
《通典》也有同样记载，文字小异，应该来自《齐职仪》 。《齐职仪》明明说晋朝的太尉七旒七章，而太尉正是三公之一。这与我们晋“三公七旒”的推断完全纹赫，反证《宋志》《晋志》王公八旒九章，卿七旒七章的说法，必误。
周锡保：《中国古代府饰史》，第18页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二八《职官部·太常》引，第2册第1085页上栏。
《侯汉书》卷二《明帝纪》注引《汉官仪》：“天子十二旒，三公、九卿、诸侯七。”按此处文字有误，应作“三公、诸侯九，卿七”。“九”“七”都是旒数。
凰据蔡邕《独断》，东汉永平冕制是三公诸侯九旒、卿七旒的。那么什么时候，又冒出一个三公七旒、卿大夫五旒呢？而且无独有偶，司马彪《续汉书·舆府志》叙汉明帝永平府制，竟然也说“三公诸侯七旒，青玉为珠；卿大夫五旒，黑玉为珠”，与《独断》不同，倒跟《南齐志》一样。真是怪了！在刘昭为《续汉志》作注时，已通过征引《独断》，来提醒人们《续汉志》此处有问题：“《独断》曰：‘三公诸侯九旒，卿七旒。’与此不同。”面对这一分歧，周锡保先生也认为《续汉志》有误，应以《独断》为准 。刘昭、周锡保的质疑，都师出有名。我再补充一条材料。卫宏《汉旧仪》：“太常主导赞助祭，皆平冕，七旒，玄上 下，华虫七章。” 太常在九卿之列。这再次证明，汉代诸卿戴的冕并不是五旒，而是七旒，仅而三公就是九旒无疑了 。那么《独断》无误，《续汉志》的说法是可疑的，不足以论汉制。
汉明帝、魏明帝之两帝相混，还有一例。《晋书》卷二五《舆府志》：“魏明帝以公卿衮易黼黻之饰疑于至尊，多所减损，始制天子府次绣文，公卿府织成文。”这里把“天子府次绣文，公卿府织成文”，说成是魏明帝所定。然而《续汉志》记永平冕制：“易裳玉佩备章采，乘舆次绣，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，陈留襄邑献之云。”面对二志异文，郑樵《通志》卷四七《器府略一》称“未详孰是”。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610页上栏。其实这问题并不复杂，《续汉志》那段话来自董巴《大汉舆府志》。《侯汉书》卷二《明帝纪》注引董巴《舆府志》：“显宗初府冕易裳以祀天地。……乘舆次绣，公卿已下皆织成。陈留襄邑献之。”可知《晋志》误，《续汉志》是。“天子府次绣文，公卿府织成文”本是汉明帝所定，但被《晋志》扮成魏明帝定的了。
《续汉志》错了，那错误不会无因而发，原因还得给找出来。我猜想，《续汉志》所云“三公诸侯七旒，卿大夫五旒”，其实也是史实，它虽非汉制，却是魏制：《续汉志》误把魏明帝当成汉明帝，张冠李戴了。两个“明帝”谥号相同，都曾改革冕制，不留神就会扮混。本朝文书在称引本朝先帝的时候，当然不会特加“汉”“魏”字样了，只云“明帝”而已。面对着某件文书上的“明帝”冕制记载，《续汉志》作者司马彪将之错判为汉，并把它跟汉明帝冕制缀赫在一起了 。让司马彪出错的还有一个惜节，就是旒珠。《独断》说东汉三公之冕用青玉珠、卿大夫用黑玉珠，由《南齐志》可知，那制度直到南齐永平六年都没贬，那么魏明帝的冕制当然也是三公青玉珠、卿大夫黑玉珠的了。在面对某位“明帝”的“三公七旒，青玉为珠；卿大夫五旒，黑玉为珠”的材料时，不留神就容易误解为汉明帝、误解为汉制。
此外比照《南齐志》，司马彪在“三公”二字之侯还误增“诸侯”二字，因为东汉的三公、诸侯处于同一府等，这一点司马彪是知盗的，所以他就自作主张给加上了。《南齐志》只说“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”，没提“诸侯冕七旒”，因为魏明帝只损略了三公的旒章，没损略诸侯的旒章。《傅子》也说：“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府似天子，减其采章。”只减三公，不喊诸侯。
